【人文社科】当年故事－－军医大学调防

雨山-11

一、缘起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许多院校，在20世纪60年代，军医大学共有三所,分别是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番号：后字243）、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番号：后字
244）和重庆的第七军医大学（番号：后字245。广州的第一军医大学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才成立），均隶属于总后勤部。
　　
三所军医大学建校后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许许多多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其附属医院各有强项，分别是华东、西北和西南地区著名的医院。1969年，接到总后的命
令：三所军医大学“调防”，第二军医大学去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去重庆，第七军医大学去上海。这种“调防”当时被称为“推磨”。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西安的
第四军医大学对这次“调防”都极不情愿，尤其是第二军医大学，从上海迁到西安，不啻流放，只有重庆的第七军医大学兴高采烈。
　　这次“调防”的真正原因，人们到后来才知道。
　　“文革”开始后，和其他部队院校一样，三所军医大学也卷入了动乱。上海是“文革”的主要发源地，也曾经闹腾了一阵，不过由于当时这里完全由张春桥、姚
文元、王洪文等人把持，很快就将对立面压制了下去，并在1967年1月就夺了权，率先成立了“上海公社”（后改成“革命委员会”），因此上海并没有像国内
其他城市那样爆发严重的武斗并长期动乱。整个上海市在“文革”中就放了几枪，死了三个人。而这几枪就是第二军医大学警卫连放的，打死的人也不是对立派别的
人，而是趴在墙头上看热闹的院子外面的老百姓。这件事在上海非常严重，但与西南地区那种以军用武器相互厮杀、死伤者数以百计的大规模武斗相比，就是小巫见
大巫了。
　　
据说第二军医大学的主要造反组织之一“红纵”与张春桥、王洪文关系密切，“文革”初期曾经积极的揪斗过邱会作，邱会作一度处境十分艰难，是被林彪保过关、
又出来工作、并担任总后勤部的领导的。他站住脚以后，自然不会放过“红纵”的那些人，同时也为了打击一下张春桥、王洪文一伙的气焰（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
间有勾结，但恐怕更多的是斗争），他想出的一招是将第二军医大学调离上海。对于部队来说，最好的理由就是“换防”。那时有首歌名叫《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
话》的“革命流行歌曲”中就有这样的歌词“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打起背包就出发”。三所军医大学“推磨”，也让
别人抓不到他单整第二军医大学的把柄，其结果是第四军医大学跟着倒霉，第七军医大学借了光（也有一个说法是当时该校的造反派没有象第二军医大学的“红纵”
那样揪斗邱会作，所以邱会作对该校较有好感，也以此举来“奖赏”该校）。
　　
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的那些人的确是遭到了报复，有500余人被“下放”到总后在宁夏贺兰山下的干校、军马场，度过了数年类似苏武牧羊的艰苦岁月。那时中
国军队的摩托化程度都还很低，军马还是比较重要的运输工具，所以西北地区有一些大型的军马场，如山丹军马场。当时曾经有一部反映“各条战线”的群众“热爱
毛主席”的纪录片，里面就出现过军马场的画面，还配有一首歌曲，我还记得几句“我爱马场哎我爱马，马场就是我的家，我的家，牧工最听毛主席的话，为保国防
养军马……”，歌词抒情，曲调优美，画面上草原辽阔，万马奔腾，给人的感觉无限美好，实际上那里的生活十分艰苦。

二、告别重庆

　　
1969年10月14日傍晚时分，一列长长的由草绿色军用卡车组成的车队驶出了第七军医大学的校园，车厢里堆着大大小小的木箱，箱子上坐着一些军人和男男
女女的小孩，后字245部队调防前往上海的第一批人员出发了，家兄和我随同我母亲，就坐在其中的一辆卡车上（我父亲因工作关系被分在了第二批）。
　　
从获悉我们要去上海，到今天终于成行，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和我的伙伴们经常兴奋的谈论这件事，有好多个夜晚都难以入眠。临近距离出发的日期前，我们在住宅
旁边栽下了几棵树苗，还和当时不能跟我们一起走的小伙伴（母亲不是军人，在重庆地方工作，子女规定随母亲）在第七军医大学所在地――高滩岩的那家小照像馆
合影留念。最痛快的事则是跟大院外面的那些小孩打群架，以前我们一直受这些孩子的欺负，不敢反抗，因为大院外面是他们的天下。而现在我们就要永远的离开重
庆了，还怕他们个鸟！在出发前的那几天我们已经不去学校上学了（跟随父母第一批出发的），一大群孩子象迁徙的角马一样在院子里奔来跑去，见到有院子外面的
小孩，就齐声呐喊着冲上去。这么多年来，院子外面的那些小孩从来都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就是走进大院也是神气活现的。因此，当几十个一直被他们欺负的小孩捏
着砖头、挥着棍棒、直眉瞪眼、狂呼乱叫的朝他们冲过去的时候，他们先是有些发楞，等明白过来后便拔腿狂奔，就像非洲草原上的狮子面对发狂的野牛一样狼狈，
最后翻出围墙逃之夭夭。我们排成一溜儿，蹲在墙头上，发出胜利的欢呼。当时的心情只有一个字：爽！
　　
车队沿着高滩岩正街向凤鸣山方向驶去，那些与我们相伴了十多年的居民（包括不随军行动的职工与他们的家属）神情复杂的站在低矮破旧的家门口看着我们，当我
们看到某个平时欺负我们最厉害的院子外面的小孩时，立刻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实施报复，大喊：“扁（音Bia）脑壳，我儿！”“扁脑壳”很愤怒，也冲着车上的
人大叫：“哪个？老子打你个狗日的！”车上的孩子则得意洋洋的回应：“是老子，啷个样？你上来打老子嘛”。车上的人笑成一团，留下“扁脑壳”怒气冲冲却又
无可奈何的站在那儿，接受从他面前驶过的卡车上传来的一阵又一阵的辱骂。
　　
车队进入重庆市中心区、临近朝天门码头时，夜幕已经降临，街灯宛如串串珍珠，隔江的南岸，星星点点的灯光汇成一片起伏的灯海，十分好看。由于生活在远郊，
交通不便，在重庆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们还是第一次在夜里来到重庆的市中心，看到如此美丽的夜景。只是第一次看到，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了（当时就是这么想
的）。
　　
我们最后是在红港大楼（重庆长航的客运站）前的广场上下的车，昏暗中只见长江和嘉陵江从两个不同的方向缓缓流淌而来，汇聚在一起后流向远方。嘉陵江边的趸
船上停着两艘长江客轮，就是这两艘船运送我们去上海。我们沿着高高的台阶蜿蜒而行，来到了船上（我们上的那艘船好像是“东方红36”号，当时长江上航行的
客轮都是以“东方红××”号命名的），要在船上过一夜后再出发。我们一家和一大群人被分在底舱的一个大统舱里，尽管已是仲秋时节，但船舱里还是十分闷热
的，机器的轰鸣也很响。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船，对船上的一切都感到新奇，我和其它的小孩一样，不是上上下下的跑来跑去，就是趴在栏干上看江上航行的大小船
舶。直到深夜也没有睡意，而那一夜，大人们似乎也很宽容，没有强迫我们按时睡觉。
　　面对一次将改变自己命运的旅行，面对未知的新的未来，那一夜，我很晚才睡着。
　　 第二天，10月15日的早晨，伴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我们乘坐的轮船驶离了码头，朝天门和渝中区的那些建筑渐渐离我们越来越远，直至在我的视野中消失。
　　
我在重庆生活了十三年。当我刚刚懂事，就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随后是“四清”，接下来就是“文革”。尽管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但那时的重庆动荡、混
乱、贫穷、落后，还有那酷热的夏天、阴冷潮湿的冬季，以及出门就爬坡的地理环境，都让人产生“逃离”的念头。在随父母去过北京、哈尔滨这样的城市以后，我
真的都不愿回重庆了。因此，当轮船沿江东去时，我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我跟一帮跟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在船艉甲板上蹦跳着对远去的山城高声喊道：“重庆，永
别了！”

三、长江五日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轮船。以前曾经听一些去过武汉、上海的小伙伴说起过坐船的经历，还有那些以“东方红”命名的客船，羡慕得不得了，这一次自己终于也坐船旅行了。
　　 上船那天晚上，兴奋得几乎失眠，在船上眺望山城的万家灯火，虽然不象现在这样的华丽，更没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厦，但是那些民居依山而建，灯光随地形起伏的形态，给人的感觉也很美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嘉陵江的江面上不断的有大块大块的白色泡沫漂下来，不知是什么东西。
　　 离开重庆以后的那几天，白天基本上都是在甲板上度过。大人们起初还要管管我们，怕我们疯过了头掉到长江里去，后来也就松懈了。
　　 第一天晚上在奉节停泊，但不许上岸。第二天清晨过三峡，记得江水十分的湍急，漩涡一个接着一个，顺水的船一泻千里，逆水的船艰难前行，有些靠拉纤的小船简直就是在挪动。江水中漂浮着各种物品，除了死猪死狗，还看到了死尸，大人小孩都有。
　　 过神女峰时，满船的人都跑出来看，大家仰着脖子寻找，最后果然在雄峰之巅看到一个小小的人形。这时喇叭里传出播音员的声音：请大家不要都站在船的左边，现在船身已经倾斜了。
　　 我跟几个同伴在过三峡时还特意寻找了一下小说《古峡迷雾》里提到的那个藏有巴国宝物的山洞，根据书中对其地形特征的描写，我们倒是看到了一个山洞，却不知道究竟是不是。
　　 瞿塘雄，巫峡秀，西陵险，当时的三峡确乎如此，可惜现在除了“雄”、“秀”，“险”已经没有了。
　　 一出南津关，江面一下子开阔了好多，江水也平缓了，那里是江汉平原，对我们这些看惯了大山的孩子们来说，就象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在宜昌又停靠了一夜，有大人说那里离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故乡不远，我们也不知道王昭君是谁。
　　 从宜昌到上海，都是平原，沿途的景色相对比较单调。那时葛洲坝的工程还没有启动，但是却看见江面上矗立着几座桥墩。当时的长江上只有南京、武汉、重庆三个地方有桥，这里在造桥，却没有宣布过。后来才知道那是枝柳铁路桥，或许是战备桥，所以没有对外公布。
　　 大概是在荆州、监利那一带，长江航道弯弯曲曲，我们的船一会儿靠左，一会儿靠右，岸边的大堤上种的树很茂盛，却看不到一个人。我们的船驶过以后，那些一人多高的芦苇被浪冲击得摇摆不定。
　　 远远看见武汉长江大桥的时候，非常激动。因为那时大家都会背诵毛泽东的那一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现在看见领袖诗词中描写过的桥了，能不激动吗？
　　 从武汉到九江，两岸有一些丘陵，还看见江猪在水中腾跃的身影。九江附近的江中居然有一座小山，山上林木蓊郁，还有庙宇似的建筑，大人说那是石钟山，后来读到古文《石钟山记》，就想起了那座小山。
　　 过南京时是夜里，大家本来为看不到南京长江大桥而惋惜，没想到的是大桥居然开灯了，整座桥就象一串明珠横过茫茫大江，桥头堡的三面红旗则是火红一片。有人说这灯光是专门为我们开的，也不知是真是假。
　　 在船上第三天，我不知什么原因拉肚子了，腹泻了十几次，浑身无力，只好躺在床上。那是很难熬的一段时光，因为不能和小伙伴一起到外面去看风景。条件有限，也不能检验时不时菌痢，只好吃了些止泻药，不过第四天情况就好转了。
　　 过了江阴以后，进入长江口，茫茫一片，就象到了大海上一样，因为景色单调，而且江风很大，所以很多人都在舱里呆着，这时听到外面一阵喧哗：“军舰！军舰！”，赶紧从舷窗往外看，原来是两艘小炮艇高速从我们的客轮旁驶过。
　　 大约午后时分，客轮到了吴淞口，拐进了黄浦江，大家都从舱里出来，船舷两侧挤满了人。我们的旅行就要到终点了。

四、上海，我们来了。

　　 1969年10月19日下午，我们第一批调防人员乘坐的“东方红35”号与另一艘“人民64”号客轮经过5天的航行，从天垂野阔的吴淞口缓缓驶入了黄浦江，无论是军人，还是我们这些孩子，都从船舱里跑出来趴在栏杆上，兴奋的眺望着两岸的景色。
　　
那是一个多云的秋天的下午，进入黄浦江后，江面一下子变窄了，两岸的景色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时的黄浦江两岸、尤其是浦东，许多地方还是一派田园风光，但上
海毕竟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尽管离市区还很远，但两岸的码头、厂房、军港、岸上疾驶的汽车、往来穿梭的轮渡、岸边矗立的写着“水线”字样的霓虹灯牌（后
来知道那表示这一带水下有越江电缆，禁止抛锚）、江面上来来往往的各式巨轮和木帆船……一派繁忙，与当时相对还闭塞落后的重庆完全不同。
　　
在船上待了几天，我们和那些属于重庆长航公司的船员都混熟了，他们知道我们是随父母一起由重庆迁到上海去生活，奇怪的是他们似乎并不羡慕我们。有一次一个
中年男船员有些同情的望着我们，用一种怜悯的口吻说：你们二天要遭罪了。我们疑惑的反问：为啥子？他意味深长的轻声说：上海人儿坏哦。所以，还没到上海，
我们已经对这座城市的排外有了心理准备了。
　　
慢慢的航行了大约一个小时，轮船在一个停了几艘运输舰的军用码头靠岸（后来知道那里是东海舰队五支队的基地，对外的名称是虬江码头。这里离市中心还很
远），我们上岸以后，乘上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数十辆军用卡车，车队浩浩荡荡的离开虬江码头，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平坦笔直的柏油公路、一望无际、种满了水稻的
田野（地平线这个概念，是这次调防后我才理解的），还有在重庆很少看到的许多骑自行车的人。远处不时传来一阵阵轰鸣，就像雷声滚过天空，抬头一看，只见几
架喷气式战斗机（歼－5或是歼－6）飞掠而过，常常是先看见飞机，然后才听见声音。我们一个说话有些结巴的伙伴指着它们，很肯定的说：“那是超――超――
超音速飞机”。一路上我们不时超过骑车的人，那些轻松自在的骑着自行车的男男女女吸引了我们羡慕的目光，而他们也好奇的看着我们，估计一是突然看见几十辆
挤满了大人小孩的军用卡车车队有些惊讶，二是不明白为什么车上的人都盯着他们看。
　　 虬江码头距离我们要去的第二军医大学并不远，坐车也就是十多分钟。所以当我们还在兴致勃勃的观望路边景色、期待看见繁华都市景象时，车队拐了个弯，驶进了一个有士兵站岗的大门，然后在一片绿草如茵的操场上停了下来：第二军医大学到了！
　　 带着兴奋而又有几分忐忑的心情，我第一次踏上了上海的土地。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一直在这座城市生活，再也没有离开，由重庆人变成了上海人。

      到了上海，自然要说一说那里的另一所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
　　和第七军医大学在重庆被称为“七医大”不同，第二军医大学在上海被称为“二军大”，开始我们不大习惯，后来才晓得，原来上海还有一所第二医科大学，它被简称为“二医大”，而第二军医大学就只好简称为“二军大”了。
　　二军大于1950年代初期成立（其原址曾是日军的军医学院，后为国民党军队的国防医学院）。校园呈东西长、南北略窄的长方形，面积不大，礼堂、教学大
楼等一些主要建筑都建于1949年以前，很多都是窗户横移、砖墙墙面十分陈旧、具有明显日式风格的二层楼房，尤其是教学大楼，跟第七军医大学在重庆那栋建
于1950年代、中西结合风格、雄伟的大楼根本无法相比（据说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的教学大楼也很壮观）。礼堂不但规模小、只有一层不说，里面的座位竟然还是
木长条椅，着实有些寒酸。另外在二医大的校园里居然没有当时十分流行的毛泽东全身塑像，只是在那座正对大门、象影壁一样的建筑上有绘制的毛泽东像（七医大
后来将其改成了毛泽东的语录）。
　　一条10多米宽、名为虬江的小河（这么小的一条河也叫“江”，要在重庆，顶多就叫个什么“溪”或者“沟”）将大学与长海医院（第一附属医院）分隔开。
在大院里的这一段河道，由东向西原来一共有三座桥。我们到上海时，最东面的那座小桥和中间位于大院南北主干道上的那座大桥都已毁坏，其中大桥正搭着脚手架
在重建，原先的桥身上留有明显的焚烧的痕迹。后来我们认识的二军大的小孩告诉我们，桥是在该校两派武斗中被烧毁的（桥面为木质），修复后的大桥成了一座水
泥拱桥。最西边的一座是道廊桥，倒没受什么破坏。后来七医大又在廊桥的西边建造了一座小桥。最东面的那座小桥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修复，只留下几个桥墩
默默的立在那里任由河水冲刷。
　　长海医院，原为1930年代民国政府要实施“新上海计划”时新建的市立医院，刚建造了几栋主要建筑，日本人就打进来了。日寇占领时期这所医院曾被当作
日军医院，所以在医院的院子里也能看到日式风格的建筑（两层楼病区的那部分）、甚至是神社遗址（就在老急诊室和灯光球场之间，据说是供奉乃木希典大将
的）。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军联勤第二总院。
　　在医院的院子里还有两栋建筑颇有来历，一栋是大学图书馆，一栋是长海医院的病理科大楼。图书馆为庑殿式中式建筑，飞檐翘角，巍峨庄严，颇似北京的午
门。病理科大楼为西洋式，造型酷似一架老式飞机，尾东首西，顶层宛如北京天坛的圜丘，一层层的盘旋而上，每一层都有白色大理石雕砌的栏杆，栏杆上的图案很
精美。这两栋建筑都建成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前者就是当年的上海博物馆，后者曾为中华航空会所在地，故俗称“飞机楼”。1969年时长海医院外面一直到
黄浦江边都还是农村，天气晴好时登上飞机楼楼顶（也就四层楼高吧），放眼四望，只见阡陌纵横，绿树成行，西面的同济中学（其主楼风格与军医大学图书馆相
似，同时建造，当年的上海图书馆），北面的上海体育学院（其主楼类似故宫的大殿，当年的上海市政府）巍然屹立（在一片田园风光中矗立着几幢这样的建筑显得
很不协调，当时我们也在纳闷，后来才知道这里面还有一段关于上海城市建设的故事）。放眼远眺，闸北发电厂的车间、黄浦江上缓缓移动的帆樯巨桅都历历在目，
令人心旷神怡，不由想起毛泽东的词作“水调歌头”中的那一句：“极目楚天舒”。这样的景色，现在当然已经看不到了。